你家有家谱吗？对普通人来说，家谱可能是心向往之却离生活很远的东西。不过这一距离正在拉近，眼下上海图书馆正举办2016开放数据应用竞赛，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家谱移动应用产品原型或服务创意。这意味着，将来公众可以在手机上通过微站和App随时随地查阅家谱资料了。

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向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介绍，竞赛以今年2月上线的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为数据基础，让第三方机构对家谱数据重新利用，开发出多种多样的应用服务。有60支来自国内外的队伍报名，目前各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形式中以开发微站形式居多。

这一做法，被外界认为是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，并鼓励各类社会主体进行开发利用的有益尝试。

30万册家谱，很多从废品站抢救回来

上图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，现藏有中国家谱近30万册，其中善本家谱200余种，包括明代家谱和玉牒（皇族家谱）——《仙源类谱》、康熙皇帝十四子允禵家谱、嘉庆皇帝第五子绵恺家谱等。

龙溪盛氏宗谱（盛宣怀家谱）

上川明经胡氏宗谱（胡氏家谱）

这些家谱怎么来的？上世纪50年代，正逢土改运动，宗祠被毁，原上图馆长顾廷龙听说浙江有个地区有两万斤的历史文献资料，将被送到上海造纸厂销毁，他就带了十几个人赶到造纸厂，从中挑出两千斤历史文献资料，其中很多是家谱。此后几年，上图不断从各地废品站、造纸厂抢救家谱。不过，这些劫后余生的家谱，一度因虫蛀霉变而千疮百孔。1996年上图成立专门小组，对馆藏家谱进行大规模抢救工作。同时，上图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家谱阅览室，将所有家谱资料对外免费开放。此后，每天都会有读者来此查找资料，寻根问祖。

 市民在家谱阅览室查阅家谱。

一次，时年82岁的退休职工苏泰祥来到上图家谱阅览室，原本只是想把自家珍藏的苏氏家谱残卷捐献给上图，经交谈后发现，上图《武功堂眉山苏氏家谱》残卷中所缺的第8卷和第12卷正是他家中有的，而他家藏的苏氏家谱所缺的第20卷，又恰是上图馆藏，两部残谱能够拼成完整的一部家谱。他得知后激动万分，立即通知在四川等地的族人到上海，商量续修中断60年的家谱，并将该谱全套复印迎回家乡。

数字技术让家谱“讲故事”

同时，上图家谱开始数字化。但网上只提供目录查询，要看全文还得跑到阅览室。刘炜说，为了满足遍布五湖四海读者的需求，去年上图精选了500种家谱供全球用户在线阅览全文。今年2月，“华人家谱总目·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”上线，用户可登录网站查询姓氏起源和一些有趣的历史信息。这是上图利用关联数据技术实现数字人文的最新尝试，做到让技术“讲故事”。

系统展示家谱数据是如何关联的。

上图系统网络中心研究开发部夏翠娟告诉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，上图已通过数据关联从家谱文献中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信息。去年，上图通过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原型系统的数据关联功能发现，胡适与唐代最后一个太子有亲缘关系。

夏翠娟说，当初把胡适家族作为例子，是因为胡适是一个文化名人，知道他的人很多，通过他能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数字人文的价值。

据介绍，在上图的馆藏中一共有六种跟胡适所出的明经胡氏家族相关的家谱，有两种家谱里都记载了胡适是该家族的族人，并记载了始祖是“胡昌翼”。上图工作人员将家谱里的信息转换为关联数据格式后，在原型系统中一检索“胡昌翼”，系统就把这六本家谱中的知识关联起来。最后用了数据可视化技术，自动生成迁徙图，通过这幅迁徙图，可以看到，胡适的祖先“胡昌翼”原本不姓胡，而是姓李，是唐昭宗的皇子。

 系统自动生成迁徙图。

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，夏翠娟表示，对此图书馆员保持中立，图书馆员只是如实反映文献所记载的东西。

目前，除了胡适家族之外，上图还利用数据关联完成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两家的世系表。夏翠娟说，做世系表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，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。

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。刘炜说，如何使家谱资源发挥最大价值，一直是上图思考的问题。这次竞赛是一次尝试，除了让社会知道上图有大量数据，更要通过开放让大家都能够参与，贡献知识，让信息数据产生新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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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【对话】   

公共资源不能当作一单位一部门的“私藏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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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：这批数量庞大的家谱是图书馆的“珍宝”，怎么想到要给社会第三方共享呢？

刘炜：家谱资源其实是一种公共文化资源，数据开放是数字图书馆赖以生存的根本，数字化资源更加有利于开放。当前图书馆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，如果我们还是只能提供传统服务，就会埋没在“故纸堆”里。从城市发展来讲，图书情报行业支撑一个城市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研、产业等各方面创新发展。可能每个人、每个机构需要的信息都是局部的、专业的，而图书馆作为一个信息中枢、信息集散地，是专业性的信息服务机构，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信息保障、数据保障的职能，图书馆可以通过采买将信息提供给各行各业。因此数据服务的能力和成效，决定了图书馆的未来。

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：目前公共资源开放存在哪些难点？

刘炜：开放的意识是最重要的，首先要有开放的意识，而不是将公共资源当作一单位一部门的“私藏”。对我们来说，还存在两方面现实难点。一是缺乏专业技术人员。公共文化资源开发量较大，开发周期较长，但目前我们的系统开发人员只有三五个，因此需要扩大队伍，采用“众包”方式、借助读者力量等方式优化服务平台。二是资金较缺乏，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。当然，我们的家谱数字化做得比较完整和彻底，因为有国际合作，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支持，这个库相对来说也比较小，比较有特色。现在只需要开放一定的数据服务端口，通过吸收社会力量，来测试和检验我们的数据开放应该怎么走，能够走多远。

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：这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什么作用？

刘炜：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需要满足市民多元的文化需求。做公共文化服务，一般来说资源越多，需求就越容易满足，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专深、小众的服务，资源少就根本无法满足需要。数字人文平台的建设，就是要解决资源的汇总和集成问题，兼顾广度和深度，更能够满足受众不同的需求，哪怕你有非常独特的需求，借助数字人文都可以满足。而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强调普遍均等，一般都是大众化的资源，定位于读书看报的基本服务，专深的、特殊兴趣的读者就可能满足不了。

解放日报·上海观察记者：资源开放还会有哪些措施？

刘炜：社区基层的文化服务往往就比较薄弱，开放服务往往很难到达他们那里。我认为区县图书馆或者街道图书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采用总分馆制把社区文化馆图书室管理起来，最好能在管辖范围内按照人口数量和地理区域分布，要把社区图书馆转型为数字阅读基地，能通过手机、用新媒体的方法，传递中心图书馆各成员馆的特色资源，资源用起来才能优化和更好地生长，这样上海的数据开放就能做得更好。我觉得制度设计加上技术进步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前景绝对是非常广阔的。

（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     文中资料图片均上海图书馆提供     本文编辑：张骏   编辑邮箱：shzhengqing@126.com）